当我结束了一堂语文课，向学生们说我要到定西电视台当一名记者的时候，学生们先是惊呆了，接着是热烈的掌声，羡慕的目光，和一些好奇的提问。老实说，那时候我不仅得意，骄傲，自豪，还有点飘飘然。

那一天，是1994年11月8日。11月8日，与后来中国国务院批准成立的“中国记者节”恰好同日。这当然是巧合。

那时的记者，尤其是电视记者，是一个被人们仰慕的职业。几乎所有人，对敬一丹、水均益、白岩松、方宏进、焦建成这些大腕记者耳熟能详，即使像定西电视台这样的小台，也是充满神秘。因为那时人们茶余饭后最方便的消遣，就是打开那一方小小的屏幕。

进电视台之前，我的长项是写作，也就是凭借了写作，我在电视台招考记者时得了第一且遥遥领先。许是这样的缘故，领导先安排我做了几个月文字编辑。编辑的工作程序是，每天早上首先选定当天要编播的稿件，修改到字句通顺，叙述清楚，交总编一审。如果审阅不通过，再进行修改，这时可能就要跟撰稿的记者沟通，共同修改。稿件通过二审，立即交播音员录音，录好音连同录像素材交后期制作人员配画面。后期制作完成，与总编一起三审，也是终审，发现问题，做最后的修正。终审毕，签字，送录像带到机房播出。每天十分钟的《定西新闻》，整得好多人急急火火，往往到下午下班时间还赶不出来，甚至有时在播出之前几分钟才完成制作。

几个月的编辑，我做得不赖，一是因为以前当中学语文教师，修改稿件跟批阅作文相似，没有出过明显的差错。二是新闻节目里常常要配套一些时评，正好迎合了我的长项。我写作长于杂文，时评与杂文的区别是观点比较官方些，语言比较平和些，我都能很好地拿捏，因此写了许多时评，领导也比较满意。

在电视台，扛不上摄像机算不上真正的记者！我期待着早日扛上摄像机成为一名真正的电视记者。那时电视台的窘况现在无法想象，仅有那么两三台摄像机，没有领导批准谁都不能动。我做文字编辑，整天守在台里，晚上住在单位，就趁没人的时候偷偷地捣鼓摄像机，并且特别留心《新闻联播》《甘肃新闻》的画面构图，细心揣摩，有所领悟。第一次外出采访，是兰州某电器厂给通渭县青堡乡送了一台变压器，拍回来大家都惊讶拍得这么好。后来实践机会渐多，我对电视摄像很快驾轻就熟了。

当时中央电视台的《东方时空》《焦点访谈》等几档节目影响很大，定西电视台也模仿做了一个《社会纵横》，设“热点访谈”“警防热线”“陇中人”“曝光台”“群众来信”“回音壁”几个子栏目，每两周播出一期，反响不错，一时间提供采访线索的、写信反映问题的、打电话评论节目的特别多。起初是我和张强、姚磊、王宏宾、颜爱龙几个骨干记者轮流做，后来人员变动，几个人逐渐退出，有一段时期实际由我一个人负责这个栏目，因此不安排我其他采访任务。

我是用心做这个节目的，现场采访、摄像、撰稿、制作，一人担当。人年轻，表现欲也强，有时不怕普通话不标准、形象对不起观众，还出镜主持节目。居然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后来渐有点“名气”了，熟悉的朋友给我编排了一则笑话，说我下乡采访一位老农，一碰面就猛不丁问了一句：“张大爷，您贵姓？”张大爷听这一问，慌了，口不择言说：“我姓王……”这当然是调侃我了。

为办好《社会纵横》，我时常留心一些群众关心的热点、焦点、难点问题，予以深度报道。1997年，我得到漳县两名年轻人侯新民、乔永峰义务办学的信息，便冒着寒冷深入实地采访，以《深山不寂寞》为题作了报道，感动了许多观众。1999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，台里组织“重走长征路”采访活动，我们从天险腊子口一路走到三军会师地会宁，在荧屏上生动讲述了这片广袤土地上发生过的一段红色故事。2000年，全国妇联女干部江晋、顾宇到漳县武当乡挂职扶贫，与当地百姓建立了深厚友谊，我采访后制作了人物专题《北京人在漳县》，被省台采用播出……

至今，那些亲历过的人和事，都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，那熟悉的片头曲还经常在我耳边萦回。令人叹惋的是，几年后《社会纵横》在定西电视台的频道里永远的消失了，不久我也调离电视台。临走的时候，我从一大叠群众来信里捡拾了几封留作纪念，那里有群众的呼声和呐喊，也有对我们的鼓励和批评。不管怎样，这是观众对你的信赖，也是作为一名记者的幸福。

当记者十年，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段经历，我从一个孤陋寡闻的乡下教师，走进了变革纷纭的广阔天地。我问心无愧的是，在我青春和生命最旺盛的时候，我干了我热爱的职业并且为它付出了，我没有把它变成有些人热衷追逐而且成功了的名利场，我始终以虔诚和敬畏的态度对待它，从来没有亵渎过它的神圣！

其实，记者一场，最大的收获，就是最终知道了：记者一点都不神秘。用柴静的话说：“记者就是记着。”就这么简单。张 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