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松，一段青涩的记忆

陈兴中

小时候，为生计所迫，康乐不少地方，曾经留下我的足迹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农民不仅缺吃少穿，甚至连烧炕做饭的柴禾都成了问题。

1971年，我还不满十六岁，正在读高中一年级，弟弟妹妹中年龄最大的，也就十岁出头的样子。

此前一年，我父亲得了重病，久治不愈，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突然之间，我以一介书生一变而成了家中的主要劳动力，羸弱的肩膀开始负起家庭生活的担子。

记得是在春节临近的一天，村子里几个大人聚在我家门前的麦场边，商量着过几天去康乐山里拉柴的事情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摩拳擦掌，兴奋莫名，因为是生命中的第一次，在青春的张力和生活的压力双重作用下，我甚至夜不能寐。

那几天父亲不在家，按照约定，母亲于临行前一天的下午，给我烙好了足够吃四五天的馍馍，并收拾好一床旧被子，附带许许多多的嘱咐。

那时的农村，很少有计时的工具。鸡叫头遍的时候，母亲已为我做好了饯行的饭食，等我吃喝完毕，她已把被窝、装满干粮的袋子和镰刀、斧头等一应家什捆绑在架子车上。

当第二遍鸡鸣在夜空响起时，我们的车队在亲人们的依依惜别声中走出了村子。此次远行，我们一起出门的人力车大概十四五辆，一字走在路上，足足有五六十米长的阵势。远远看去，有如长蛇移动。在行进的队伍中，除一名小我一岁的少年和他哥哥同拉一辆车之外，其余的，都是一人拉着一辆车子。人群中既有三四十岁的青壮年，也有五六十岁的中老年。

康乐县城距我们家约有五十多华里，日头过午时分，我们在城西不远的公路边稍事休息。大家一边嚼着干粮，一边抽着旱烟，调笑戏谑，谈天说地。

等我们越过苏家集，来到八松乡时，已是袅袅炊烟弥漫在暮霭里。

印象中八松西南方不远处有一个赵姓人家居住的小村子，在那里，我们走下公路，跨过小溪，于一片苍茫中走进一条山沟。

大概又向前行进了七八里，在山溪旁一处比较平缓的地方，我们的车队终于停顿下来。借着手电筒的光亮，大家就地取材，捡来不少枯树枝，接着支起几个石头，开始生火，烧水，喝茶吃馍馍。几个年龄大些的老人，自然免不了要捣罐罐茶，抽几袋旱烟。

吃饱喝足后，人们三五结伙，准备休息，有的在地上垫了些风干的蒿草，然后铺上被子；有的索性把一两床被子直接铺在地上，依偎在一起，拉起剩余的被子蒙头就睡。虽然是数九寒天，由于过分疲劳，钻进被窝后不一会儿，大家便酣然入梦。

第二天一觉醒来，漫山遍野都是白茫茫一片，此时我们才发现，身上盖的被子也落了一两寸厚的雪。于是，大家赶紧起身，一边抖去被子上的雪，一边把架子车清理干净，然后把沾湿的被子搭在车子上晾晒。好在那一天雪后新晴，红日东升时，大伙的心情也得到些许慰藉。匆匆吃过早餐，我们便操起镰刀斧头，分头出没于山林沟壑。

我小时心灵手巧，干活不仅利索，而且多有贪心。那天到山上砍柴，我又犯了同样的毛病。

等我把砍倒的枯树和割来的藤条捆好后准备背下山时，硕大的柴捆却好像故意跟我顶牛，怎么都不愿顺从我的意思。我一次又一次试图把它背起来，但就在将起未起时，它一次又一次把我压倒在地，使我难堪。在多次尝试无果后，我无可奈何，只好拴上绳子，借着山势把它拽下山来。

就这样成天东奔西窜、忙忙碌碌，到第三天太阳快要落山时，大家装好车子，草草吃过晚饭，急切地踏上了回家的路。

当我们走到那天经过的小溪边，只见道路已非旧时模样，溪水流溢形成的冰面足有七八米宽，装载六七百斤重的架子车已经不能轻易通过。大家察看地形水势后，我和几个青年人不由分说，脱下鞋子，赤脚拉起一辆辆车子来回摆渡。等车辆全部过尽后，我的脚已经冻得麻木，坐在地上穿鞋时才发现双脚被冰碴割破几道口子，殷红的鲜血不断渗出。由于情势紧急，我顾不得伤痛，只好连血带水穿起鞋袜，与大伙一起拉着柴车走进暮色里。

那时，临洮、康乐周边，除了212国道，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，人们出门，不是土路，就是砂路，坑坑洼洼，崎岖不平，拉着荷载六七百斤的人力车在路上行走，还是非常吃力。就这样反反复复，走走歇歇，直到第四天日上三竿，我们才走进康乐县城，在县城东北角快要出城的餐馆里，大伙吃了离家后的第一口热饭。

大约十点多钟光景，我们的车队来到虎关，在那里，我见到了父亲和前来迎接各自亲人的众多乡亲。由于连日劳累，说实话，那时的我们，已经疲乏到了极点，而前面剩余的十多公里路程，我们不仅要涉水渡过三岔河，并且还要盘爬几道大坡，这些路段，一辆架子车非三四个人联手，根本无法经过。

当天下午太阳偏西的时候，我们的车队终于走进了村子。回到家里，母亲早已为我和父亲准备好了饭食。坐在暖烘烘的土炕上，面对父母赞许的目光，我的心里顿时涌起一股热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