鲁迅与顾颉刚的“积怨”—

民国十六年（1927年）1月，鲁迅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。4月，鲁迅旋即辞掉中山大学工作，搬出学校，与许寿裳、许广平租住广州市白云楼。鲁迅辞职的原因与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有关。刘国生主编的《从北大走出的史学家·傅斯年》写得很具体：“恰在这时（1927年4月），傅斯年决定聘请顾颉刚来中山大学，而鲁迅与顾颉刚曾因一段文字公案积怨甚深，所以顾颉刚来中山大学后，鲁迅便离开广州去了上海，傅斯年与鲁迅的交往就此断绝。”

鲁迅与顾颉刚的恩怨，归根结底说起来与新文化运动有关。1918年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，李大钊撰写文章，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，促使新文化运动阵营分化，李大钊与胡适分道扬镳。其时，鲁迅发表小说，掀起新文化运动。胡适则发表文章，掀起整理国故运动。所谓国故，就是指“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。”鲁迅写杂文批判胡适的“整理国故”。胡适提出的“大胆的假设，小心地求证”的治学方法，得到了顾颉刚、傅斯年（字孟真）等人响应。

1923年，顾颉刚与刘拔藜、胡堇人等争论大禹是否有神性的问题。顾颉刚在他的史学著作《古史辨》第一册里，依据《说文解字》对“鲧”字和“禹”字的解释，说鲧是鱼，鱼是蜥蜴之类的虫。顾颉刚还对禹铸九鼎定九州的说法提出了质疑。鲁迅对大禹建立夏朝的“史实”和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深信不疑。鲁迅在其小说《故事新编·理水》中对顾颉刚予以讽刺：“至于禹，那可一定是一条虫，我有许多证据，可以证明他的乌有，叫大家来公评……”

究其实，鲁迅与顾颉刚结怨的个中缘由是顾颉刚对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的“否定”。胡文辉在《鸟头与红鼻》一文中说：“鲁迅与顾颉刚交恶是现代文化界上的一大公案，据说起因是顾颉刚曾误信陈源之说，以为鲁迅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。鲁迅自然耿耿于怀，从此就‘盯’上了顾颉刚。”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写的回忆录中证实了这一说法。